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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顾红刚自2015年8月份以后从未在张家港农商行带过款，也从为给任何人做个借款担保。
2014年7月28日，顾红刚第一次在张家港农商行贷款150万，于2015年7月25日还清（有转入证明），此后至今，顾红刚从未和张家港农商行发生过任何的借贷关系，也为给任何人做过借贷担保。
二、顾红刚从未收到传票回执，法庭上却出现了他签名的“传票回执”，且张家港农商行伪造传票送达地址。
2018年5月28日，顾红刚的妻子收到一个叫“蓉蓉”的发来的消息，说他的老公顾红刚被起诉，并附了一张“传票回执”单的照片。在传票上清楚的写着顾红刚和他的梦之捷公司因涉及一项贷款担保,被张家港农商行给起诉了,列为被告5和6,”2018年5月29日开庭”。次日,顾红刚来到张家港人民法院,在法庭上看到了写有”顾红刚”签名的《传票回执》。
顾红刚发现“传票”送达地址“国家时代广场B-8138”,他从未去过，也没有在那里办公，公司的注册地址也为在那里，他也不知道谁替他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签的字。
三、顾红刚个人及公司与张家港农商行签订的两份担保合同的原件丢失，张家港农商行和法院来回推诿，理由让人费解。
顾红刚当看到自己从未收到过的“法院传票回执”时,顾红刚的第一反应就是“有人冒用自己的签名”。开庭过程中,原告律师出具了两份《担保合同》,一份是张家港农商行和梦之捷公司的《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》;一份是顾红刚与张家港农商行的《个人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》,担保金额500万。顾红刚当庭表示从未签过上述合同,要求对笔迹进行司法鉴定。
5月30日,顾红刚在法院领取到了起诉状的副本复印件。在起诉状上,惊奇的发现,在张家港农商行的起诉状里显示梦之捷公司和张家港农商行所“签订”的《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》以及顾红刚和张家港农商行“签订”的《个人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》,是两个不同版本的合同。这两份合同为“2016年7月5日”的日期是打印出来的,而当庭出示的两份《担保合同》的日期虽然也是“2016年7月5日”,却是手写出来的,而且两份合同上的印章也不同。
“这合同是伪造的!”发现问题的顾红刚很兴奋,立即给主审此案的法官肖建峰打电话,并告知了这一重要情况,要求比对笔迹印章。肖建峰却告诉顾红刚“担保合同的原件已还给原告律师,想要比对找农商银行去,要比对《担保合同》去写申请书……”
而张家港农商行却说，2017年起，每一笔贷款资料都要交于总部管理，而且客户经理更换等原因，致使原件丢失。那么，既然原件丢失，法院法官为何说将原件交给了张家港农商的律师？法官的原件从何而来？
这是张家港农商行给法院提供的原件丢失说明
四、法院让一个不具备司法鉴定（签订形成时间）的机构进行鉴定，存在违法行为。
2018年10月19日,南京东南司法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,存在违法行为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:
第一、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不具备笔迹和印章形成时间的鉴定能力,也未对顾红刚本人提出的鉴定要求给出答复,所做的鉴定不具备法律效力。2018年6月3日顾红刚向法院递交的《鉴定申请书》第二款“对合同落款处公司印章,法定代表人个人印鉴章真实性进行鉴定,确认是否系伪造;并鉴定公章、个人印鉴章的形成时间。”
根据南京东南司法鉴定意见书和[2019]文鉴字第41号《终止鉴定告知书》中阐述,“该所现有的技术,无法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”。也未对签名及印章的形成时间作出答复。由此看来,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存在欺诈行为。作出的鉴定是无效的。
第二、对不存在的笔迹鉴定,原告向法庭递交的《个人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》中”顾红冂X刂”作为鉴定依据是错误的。这个名字不知读什么?与顾红刚身份名字不符。东南司法鉴定中心用不存在的字来鉴定是顾红刚所为,其鉴定结果显然是错误的。因为不存在的字不知读什么?鉴定成某个人的名字是荒缪的。
第三、对不相同检材字体和样本字体的解释是错误的。首先《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》顾红刚签名是草书,顾红刚本人当庭书写的样本字迹无一个字是草书,同时送检的第三方同期《质量技术服务协议》和《电子投保确认书》顾红刚签名也非草书。顾红刚也多次声明其根本就不会写草书。而东南司法鉴定中心以此鉴定签名为顾红刚本人所写是错误的。
综上所述,东南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鉴定是虚假的,是错误的,顾红刚对鉴定结果至今不予以承认。
五、二审卷宗中未见到顾红刚签字的传票回执,法院涉嫌捂避真相。
2018年10月19日东南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结果后,顾红刚于2018年10月29日再次向法院递交了《要求重新鉴定及坚持要对签名、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》。在申请书中阐明“2014年虽然本人曾经做过一次一般责任的抵押担保合同,但随着主合同的到期已经无效。2016年7月5日也从未签过任何担保合同,所以合同印章签名的形成时间尤为重要。而东南司法鉴定中心不对印章、签名形成时间作出鉴定,也从未如实向本人和法院告知,其鉴定中心存在欺骗行为,鉴定结果没有可信度,故此顾红刚向法院提出申请重新鉴定。”顾红刚认为,对于法官所作出的自愿放弃鉴定的判决是没有依据的,这份申请书就是要求重新鉴定的证据,而法院并没有重视这份申请。
六、张家港农商行至今为能提供完整的担保资料，银行涉嫌隐瞒违法真相。
2018年12月3日,在张家港法院的接待大厅,朱伟庭长与顾红刚做了个《谈话笔录》,拿出了原告提供的《情况说明》和一份闻所未闻的《借款展期申请书》,还有两份《送达地址确让书》。顾红刚当场表示,这些东西都没见过(而在二审判决书中却说顾红刚是明知的,简直荒谬至极),顾红刚表示连合同都未看见一份,这些贷款材料更是闻所未闻。至于签名一事是有人刻意伪造出来的,原告所提供的《情况说明》中讲的是《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》的原件。原告声称与被告本人签订了二份完整的《担保合同》,一份由管户经理保存在电脑中,另一份由农商行总部保管。顾红刚也曾咨询过法学专家,银行每笔贷款必须有完整贷款担保资料。(必须要提供各种证明,象身份证复印件,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、收入证明、名下房产、贷款用途说明、公司章程、股东签名、企业资产证明、担保承诺书、资产负债表等等。还有重大合同必须有银行录像,面签工作人员、法律辅导人员。)顾红刚涉及500万元的担保,一套完整的担保资料必不可少。
顾红刚也多次要求法院对原告的原件出具贷款必须的证明,原告都一无所有,那么原告所签订的完整的担保资料又从何而来?顾红刚认为原告所说的丢失起诉状《担保合同》实则是在毁灭证据,另外两份《担保合同》也没有对应的完整材料是伪造证据。
2018年8月15日顾红刚向法庭递交了《要求合同签订人员出庭申请书》。要求解答2016年7月5日,四份担保合同,一份《借款展期申请》,两份《送达地址确认书》的由来,与本人签订的十一个签名在哪里签的?什么时间签的?有几个人在?印正整个签名过程。二审法官谢坚称,向原告律师问过,原告回答不知道。然而据顾红刚所知,面签人员瞿隽因挪用客户存款已被开除,面签人员刘明,还在上班,显然原告害怕事情暴露,不敢出庭作证。是原告在故意隐瞒事情真相,二审顾红刚再次提出刘明出庭问题,二审原告律师,却告知”刘明非银行领导所签名没有作用……”。对于原告故意隐瞒事实真相,法院未做进一步查明存在程序违法。
七、法院两审均不采纳顾红刚提出证据，均“以鉴代审”把担保责任强加于顾红刚头上。
2019年3月15日开庭审理之后,为了查明真相,顾红刚于3月16日再次向法院邮寄《要求重新鉴定申请》,要求对四份《担保合同》,一份《借款展期申请书》,两份《送达地址确认书》十一个签名重新鉴定。却被法官断然拒绝,顾红刚出具了律师《代理词》说明本人观点“关于本人不愿意鉴定意见是法官有意歪曲事实”。
根据2018年12月10日《调查笔录》:肖“对笔迹和印章的形成时间还需要鉴定吗?”顾“形成时间的鉴定我首先要确认2016年7月5日我与公司签订的两份担保合同上面的签字和印章真实的情况下,才要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,要求原告提供起诉状复印件对应的原件。”(在笔录中顾红刚并未说不同意鉴定)这显然是法官故意歪曲事实,从而一审二审能够”以鉴代审”把担保责任强加于顾红刚头上。
一审判决以东南司法鉴定中心的错误鉴定为证据,不调查本人提出的疑点,不调查印章、签名的形成过程。依旧”以鉴代审”判决顾红刚及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是枉法判决。
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: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,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,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”。原告提供给法庭的《情况说明》中最后一段文字“因此我行于2016年7月5日此前该两保证人未与本行就该贷款签署保证合同”。这句话说明了顾红刚在2016年7月5日之前,对主合同的事一无所知,主合同签署于2014年7月份,伪造合同2016年7月5日。根据担保法第三十九条,本人没有参与2014年的合同签订根本无法找到主合同的签订过程,无需承担担保责。
